我經常引用老媽對『四百擊』的經典評論：「這是一個壞孩子的故事」。（後來還有我老姐在農曆過年闔家觀賞『肥皂』時說的：「我討厭看這種壞女人的故事」。）
我媽是個老師。或許主角（接近楚浮自身的寫照）的桀傲不羈、對規則體制的破壞脫逃，勾動她心中的焦慮—對應那暴烈迸發的少年反叛能量。如果專注於言語內容本身很快地去嘲弄（沒錯就是在說我所做的，反過來對長輩的評論做批判），就可能無法理解那底下可能隱藏著無助的靈魂。教條道德透過仿效學習世代傳遞，認同依附權威主體讓人有所依歸。然而一個試圖快速用過去的經驗去解讀與產生定位的心智，也可能是面對無法駕馭的情感或力量的一種防衛。或許叛逆的奔放擴張姿態形同攻擊，有時讓人太過受傷慌亂不知如何以對，因此難以反過來去同理其背後的內在歷程。在外顯的批評或暴力裡頭隱伏的是什麼，或者也可以試著這樣去了解。
這不是班傑明的奇幻之旅，也不是尤里西斯的生命之旅。倘若「旅程」暗喻著方向性，端點分別是開始與結束，這看似一段企圖超越人類本能與意志的冒險，起點在一個可能意欲遠離家庭衝突控制的心靈，終點於阿拉斯加曠野中孤獨的死亡，從另一個角度看隱然近似自我放逐或自殺。在過程中此人的靈魂與肉體經歷了些什麼變化？痛苦、孤獨、恐懼、或憤怒？自由、激昂、飢餓、或極限？他究竟被何種力量驅動，是勾動觀者疑惑的。
從Emory University以幾乎甲等畢業、成績足以申請哈佛法學院，選擇拋開既有關係與身份，在未告知家人的狀況下出走，在美國各地流浪，以極簡的裝備孤身前往阿拉斯加，當然有人要問此人是否「有病」或狂傲之類的問題。這裡有何處為正常與不正常之分野的ambiguity。當一個人跨越了一般社會法則、規範、角色與疆界—無論是行政的、人情的、本能的—例如剪碎證件、燒毀鈔票，沒有執照的隻身泛舟、偷搭火車而被打，這些顯然並非95%的人會有的行動及遭遇。但以其良好的功能（推測）及持續性的行為模式視之，其顯然並非DSM-IV第一軸精神疾病發病的結果，而是複雜而有目的性的行動。讓人好奇的是，此人跳脫人際情感聯繫、及遠離文明社會的意圖，其背後的性格與心理狀態。是原書作者所臆測的，對家庭需求的受挫（環境因素），抑或野性本能的召喚（生物體質因素）？更接近的可能是，環境與體質因子互動的一個結果。
凌晨在Cinemax看到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導演、西恩潘（Sean Justin Penn）主演的『上錯驚魂路』（”U-turn”）一片，節奏與劇情相當吸引人，不知不覺一路看下去沒有回頭（’no U turn’）了。
西恩潘飾演的主角巴比考柏，初始遭受賭債威脅，慘烈失去兩根手指。跑路籌錢欲往拉斯維加斯的路上，不幸在亞利桑納的荒蕪蘇必略小鎮車子壞掉。陸續碰上修車奸商的獅子大開口、印地安少婦與丈夫的挑逗遊戲、超商被搶劫、少女挑釁暴躁男友的嫉妒、債主追殺…一連串的鳥事，顯然巴比毋寧是個衰人而非壞人。有其weakness、dark side及殺人的potential，但終究壞得不夠徹底。不知不覺捲入少婦（同時也是incest的victim）與（同時亦為少婦父親的）丈夫、警長男友的心理遊戲。片尾四人死在亞利桑納的天空下，果然是呼應’no U turn’。令人聯想到科恩兄弟的『冰血暴』，讓人有種荒誕、想笑但又笑不出來的感覺。
2008年冬天光點的柏格曼影展，拖延到最後一場才去看『野草莓』。以其在影壇的崇高地位來看，背後當然有很多是個人內心的抗拒。太久沒有經驗那種影展的熱切與激昂，尤其是在發現票卷售光、座位爆滿的當下。所幸有經驗的影迷告訴我可以繼續等等，果然開場後還是買到票坐到第一排最右側。那種懸宕的心情已經擠壓成近於宗教朝聖狀態。未看柏格曼的電影以前，已讀過太多關於他的評論、文本，自己喜愛的導演如伍迪艾倫（如『曼哈頓』）、楚浮（如『四百擊』）等，都曾在電影中向他致敬。柏格曼的電影富有精神分析的語彙與隱喻，關注強烈道德焦慮的議題，探究對於死亡/上帝的恐懼與挑戰（如『第七封印』、『處女之泉』），是過去的印象。在看了『野草莓』之後，驚詫於他對於符號、意象與象徵的運用傳達竟如此精準，直如天才之手。然這卻是一部1957年的黑白片！人類的基本情感、內在及外在衝突與生命議題，確實可以跨越色彩、時代與國界，穿透人心。
從一個老人的夢境出發，寂靜街道上孤獨的心跳聲、沒有面容的路人、無指針的鐘、車輪脫落的靈車以及掉落棺材中伸出的手，自然有人援引佛洛伊德對夢的解析去分析其對於生命將盡的失落與檢視。這是一個被親人認為冷漠如石的78歲醫生，在獲頒榮譽院士典禮的當天早上，突然決定不搭飛機而改由開車前往，因而開始一趟旅程。沿途的旅伴除了兒媳，還有搭便車的三個年輕人（一女周旋於分別想當牧師及醫生的男人之間）與一對夫婦（情感相互虐待與被虐的組合）。隨著他在年輕時曾住房屋及年邁母親居處的停留，其過往回憶與當前問題逐漸交替展現。夢境中出現他面對醫生考試突然答不出簡單問題、因而被評為”incompetent”的無能焦慮，遠觀妻子外遇、而透過其妻子的口道出他高姿態的心理防衛，初戀表妹的取出鏡子要他照出他年老的面容、成為強烈的面質。現實中，他發現兒子威脅媳婦不要生下孩子否則分手、以終結子代在人生中受苦的可能，以及自我中心的母親在晚年孤寂、談起打算送孫子一只沒有指針的手錶做為禮物（相當令人不含而慄的畫面）。在短短90分鐘的電影中，柏格曼以一種清楚的對照，呈現出一個外在節制/禁錮情感的人，那冷酷的性格本質是如何在世代中傳遞。即便如此，其仍然存在內在矛盾而不安的變化—彷彿主角的心境同樣經驗著旅程。柏格曼本人曾表示，他試圖透過這電影去理解他冰冷威嚴的父親，卻意外投射出自我當時的孤獨處境。「這個角色，外觀上像我父親，但其實徹徹底底是我」。拍攝電影與自我探索的歷程，對導演而言，似乎也存在平行的旅程過程。
